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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际学校疫情期间“惹怒”家长:网课凌乱无体系、竟然还索要“保位费”

2020-3-5 22:4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03| 评论: 0

摘要: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延缓了各地大中小学开学的时间表。为了避免荒废功课,教育部提出了“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全国因此掀起了在线教育的风潮。同时,这也给各类那学校和教育机构带去了挑战, ...

在各行各业都因为疫情进入“特殊时期”的时候,几乎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国际学校”却曝出了涨价,催缴学费和无法满足教学质量的种种问题。当失灵的“市场先生”在疫情期间发挥着倒行逆施的调节作用时,国际学校是否愿意吞下特殊时期的特殊运营成本,对于学校本身则是一个“两难选择”。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延缓了各地大中小学开学的时间表。为了避免荒废功课,教育部提出了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全国因此掀起了在线教育的风潮。同时,这也给各类那学校和教育机构带去了挑战,尤其是商业化运作较强的民办国际化学校,面临着危机处理的大考

近期上海耀中以及南京贝塞思国际学校在疫情期间的管理问题引发家长不满。其一,未出台明确的教学计划,而线上教育平台的效果不尽人意。其二,在学时可能缩短的情况下,国际学校高昂学费的性价比引发家长质疑。其三,面对家长的联名上书质疑,国际学校的回复却显得冷漠。

作为公立学校的补充,国际学校虽然在中国发展的年限较短,但增长迅猛,突发的疫情显然给国际学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处理不好,其口碑和经营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教育从来不是用买卖方式來计算”的上海名校

近日上海耀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浦西校区(下称:上海耀中)因学校疫情期间的管理问题引发家长热议。实际上,学校自2月份疫情以来未出台明确的教学计划,也推出完整的应对措施,线上的教学效果也堪忧。

然而,真正惹怒家长的是,一封校区高层发布的公开信,其中有关学费部分的表述引起不满。本身国际学校学费高昂,根据上海国际学校网资料,上海耀中国际学校学费均在20万以上,若疫情导致课时不够学校退差价或是合理的考虑,但家长的诉求在于学校应该拿出具体应对方案而非学费问题,而上海耀华的回复却是耐心寻味。

援引界面教育消息,2月20日,上海耀华国际学校的行政总裁兼校监陈保琼在信中称:“教育从来不是用买卖方式來计算的,并不是你付出多少天的费用,就要求老师给你多少天的上课时间……如果有家长对此仍有疑虑,可以自主选择。

“我们无意强迫家长接受或是使用这个方式,家长是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和使用这些网上活动的。”

学校本是教育育人的温暖之地,但其回复颇为高傲冷漠。更何况国际学校在新《民促法》框架下的市场化程度颇高,资产财务相对独立,说自己“不用买卖方式来计算”更似痴人呓语。

2月24日,在家长集体向校方提出问询后,学校调整了线上教育平台,2月27号出台了具体的退费方案。

那么,这所上海耀中学校什么来头?根据企查查,此次事件中心的上海耀华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法人是陈保琼,即上述公开发声之人。

而耀中教育机构1932年创立于中国香港,旗下主要拥有“耀中”及“耀华”两大品牌,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中国香港及美国等地开设有国际幼儿园或国际学校,每所校区均独立注册及运作。

南京名校被质疑“涨学费扩建校址”

无独有偶,近日,有家长投诉,特殊疫情期间,南京贝塞思国际学校通知家长,下一学年学费上调6%,比如一年级-八年级一学年原来是209900元,下一学年将涨到到222500元,并要求2月28日前先交5万元定金。

2019年,美国顶级学术名校BASIS(贝赛思)入驻南京,官方资料显示,BASIS集团是美国顶级教育机构,致力于打造世界顶尖的学术型学校。目前,BASIS集团在全球共开办了39所学校,其中有32所在美国,5所在中国。在中国的5所学校分别位于中国深圳、广州、杭州、惠州小径湾和南京。

去年9月首次在南京开始招生,时隔仅5个月,2020年的2月6日突然宣布上调下一学年的学费6%,该校学费相当昂贵,每年超过20万,平均每个教学日1000元人民币以上。有家长表示,疫情延期开学的特殊时期学校竟然宣布涨价,让人很难接受。并且,选用的网络平台则是基于美国服务器的teams, 很多南京的家长根本不能打开相关的视频等文件,期间网速卡顿、体验糟糕,给在家学习的学生带来了很多不便。

对此校方回复,此时收定金是为了招聘新的外教,学费涨价是为了让外教接受offer逆行中国。另外,学校回复的邮件里还称,“新冠肺炎的传播,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教学和工作安排,也大幅增加了运营成本。当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本国公民回国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具有吸引力的薪酬来给予老师。

对于这样的解释并不能令家长信服。此前,南京贝赛思学校曾宣称,此番学费上涨是集团统一制定的政策。

为此,家长方向学校发出公开信,提出几项质疑,寻求对话。

第一是关于学费的上涨。其实关于校方的解释不无道理,但是在“全国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学校突然提出上涨下个学年的学费,非常不人道,伤害了广大家长的感情,须书面道歉。而且,才开办半年,教学质量还没得到检验的情况下,上调学费没有道理。如果上调学费是受到汇率的影响,那学校是不是可以给教职工发薪俸的时候使用人民币结算,而不是直接将汇率风险转嫁给家长。”

迫切上涨学费,不禁疑问,学校资金是否充足、是否可持续?一方面,该学校在回复家长的《声明》中屡次表达在资金运转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又称学校将有13亿的总投资,将于今年7月动工。在贝赛思向家长“哭穷”的时候,贝赛斯中国五校为“战疫“家长减免学费,预计超过1000万元,在未来每年捐赠2000万元。如果其13亿投资金是专项资金,与教学工作无关,是否可以理解为本校新校址的投资。

事实上,根据新的《民促法》,营利性民办国际学校允许使用学费投入除教学资源以外的其他领域,比如校址扩张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促法》约束非营利性学校的业务范围,但却法条明晰的保护了国际学校定价和投入的自主性。

据悉,爱圣国际教育集团是BASIS集团在中国的永久独家合作伙伴。截至2019年秋,先后开办了深圳贝赛思国际学校、广州贝赛思国际学校、杭州钱江贝赛思国际学校、华润小径湾贝赛思国际学校和南京贝赛思国际学校,累计完成投资20亿元。伴随未来北京、上海、深圳新校区、成都、天津、济南等校区的建设完成,爱圣国际教育集团投资总额将超过50亿元。

拿贝赛思深圳分校来说,是一座人口红利、年轻活力的城市。在这里,中产阶级活跃,接受国际学校的家庭数量庞大,流水席人来人往,蛋糕大的不愁分羹。学校所处的中国,是一个极度重视与奉献孩子学业,家长弱势学校强势的国度,学校正拿着学生家长共同努力出来的好生源、录取成绩、以及巨大的现金流,忙于向资本讲情怀故事,明取更巨额的投资。

教育题or市场题

不过,根据发改委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文件规定:在中国境内合法设立的外国机构、外资企业、国际组织的驻华机构和合法居留的外国人依法申请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向在中国境内持有合法居留证件的外籍人员子女收取费用,其收费项目和标准由学校自主制定。

文件也规定,国际学校的定价必须予以足够的公示,价格名目和价格调整需要征询家长和社会的监督。

而更引人思考的是,教育投资的属性,究竟遵循教育的本质,还是让“市场先生”主导一切?

也就是说,对于国际组织办理,招收非中国籍国际学生的学校,原则上国内的教育监管部门无权提领国际学校学费定价事宜。而从市场化定价特点出发,学费管辖权归属地方市场监管局实际管理。

市场监管部门在名义上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教育买卖中如何扮演监管者的角色?近期,广西贵港大将国际学校办学就收到过贵港市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该校在暑期进行文化辅导课时收取辅导费,住宿费与空调费合计约89万元。价格监管行为依循的法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与《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中自立名目收费的行为。

那么网络授课服务不到位,学费保持甚至提高的行为是否有依据?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中第十四条的规定,采取抬高等级或者压低等级等手段销售、收购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变相提高或者压低价格的也属于违法行为,当处以罚金和责令改正。而九条中“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的”的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

民办国际学校即有“价格自拟”,“监管约束”的定价特点。但说到底,行政监管行为的存在只是帮助市场机构斧正经营思路,并不会直接改变民办国际学校的发展方向和总体定价策略。且对于上海耀中等全国知名的处在”卖方市场“的国际学校,价格监管行为很难具备长期的约束力与管控力。

根据艾瑞咨询统计,截止2018年年底,全国拥有国际学校1309所,在校学生51.3万人,平均就读费用为每年10.8万,由此推算的市场规模为554亿,到2021年将达到797亿。

国际学校的办学以知名内外资民办学校集团和北上广深外资国际学校连锁为行业头部,如原系碧桂园教育的博实乐教育,枫叶教育,成实外教育等教育集团等。以港股枫叶教育和美股博实乐教育为例,两者过去1年,3年的营收增速分别为+17%/+49%和+89%/+146%,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增速分别为21%/-2.3%和+113%/+763%。可见在《民促法》所谓肉眼可见的杀伤力,实质上反而推动了部分民办教育集团的发展速度。

而管理民办国际学校的进入与退出,更以“市场无形手”的约束为主。2016年《民促法》要求民办教育集团切割旗下营利性与非营利学校,做到资产与财务的独立性。无序的关联交易预计遭到禁止,集团决定学校的进入与退出也将按照单个学校法人主体的财务核算来决定。有分析指出,纵观过去几年国际学校退出案例,其仍然以经营效率和办学质量为主要准绳。大部分退出市场的民办国际学校往往因为生源无法覆盖投入而宣告破产,外教成本和生源稳定几乎是头部式的民办国际学校经营可持续性的两座大山。

而由于财务的相对独立性,叠加疫情期间可能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外教不肯回中国或者趁着疫情对在国际学校的劳务报酬“坐地起价”,其实都是正常的“市场选择”。对于国际学校自身的运营来说,选择转嫁成本承担法律风险与口碑风险,还是自己吞下特殊时期的特殊经营成本,仍然是一个难以预测,但只能自行承担后果的“两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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